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湘潭人张垣任桂阳州学正，主管桂阳教育事业。张垣出身于读书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父亲张文炳，字南麓，王士祯评他的诗“排宋入唐，追踪老杜”。张垣兄弟张埴、坦、埰、城、坤、坊、增八人中，有一进士三举人，其余个个都能吟诗作对，子侄辈中张九钧、九钺、九键、九锰、九镡、九锜、九鉴、九滋等人，均是清代与民国时期地方史志争相登载、引为自豪的人物。这样的人来到桂阳主抓教育工作，无疑是桂阳人民的福祉。

　　张垣上任桂阳州时，正是桂阳铅厂多利之时，王闿运在《桂阳直隶州志》中称此时的桂阳“知州非大吏所倚畏，时号十万矿税之利，州官司取于矿税，宜若囊国”。“矿利”大风险也大，这段时期正是知州翻船的多事之秋。先是知州汪度被革职，接着又是张宏燧被斩首。两任知州出事后，许多士子都不愿到桂阳来为官，深恐陷入桂阳这方“矿利”的陷坑。清廷只好采取“署任”(相当于代理和试用)制度，乾隆三十年到三十一仅一年中就有万式、曾文鹤、吴珣、陈文炜等四人署任桂阳州知州。一年四人“署任”，虽然知州远离了利益的旋涡，但一些杂吏衙役仍旧和“铅厂”难以剥离关系。张垣目睹这一现象，特地在学署大门上大书一联“金银气以不贪识，文字交因无好亲”，闻者莫不肃然自振。

　　由于受“矿利”诱惑，州中子弟十有八九都是从事“业矿”和“习武”，桂阳州在清初的百余年时间里，只出过陈扬鹰等几个“武举”和何炯、严柏几个“明经”，没出过真正意义上的进士。张垣为教化乡民，淳良风土，贴出告示劝民读书，并创立学田、矿资等资助基金，制订了许多奖励制度，还与州人寻访古迹著《桂源草》，以竹枝体作《桂阳见闻》及《宝山寺》，桂阳人皆能诵之。目前《桂源草》、《宝山寺》和《桂阳见闻》收入张的《潭上草堂集》集中，成为研究桂阳风土人情特别是宝山的重要资料。

　　张垣还利用祭祀宝山的机会，写下了当今唯一有文字可查的宝山祭文《祀宝山文》：

　　惟神作镇一方，惟金之品，脉连大辏，包朴石以争雄，势从骑田。郁烟云以耀彩，助司农以鼓铸。链锡同肴，资商贾以流通，车牛竞集兹者，春和始布。工作宜兴，将搜岩壑精华，以济生民之日用。谨取吉日，亲诣宝山恭进革蕉肃将醴牲，钲人伐鼓，振起黎民乐杖吹笙，和平神听，伏冀宏开宝藏，广结鎏椎，天必有验于人货，惟不弃地。椿天垅长，鱼贯而煎冶卒烹丁，凫趋以进，无霖无潦，銎光焰于洪炉，不震不崩，裕泉刀于天府，竭诚非感，识气非贪。

　　文虽不长却意义深刻，然而真正能体现其主旨的是他“寄九钺命作《大凑山歌》”歌中写道：

　　吾闻天地开辟，山水融液，秀者为人物，粗者为砂砾。此邦之士多英杰，吾翁之愿宏教泽。万景窝与绿紫坳，四时之之佳气日日干云霄。吾愿兹山以宝气化为文章气节百炼膏，贡与天府诸雄豪。国家之宝在人物，更亿万年取不尽，用不竭。勿使郴州客，但讥楚南少人而多石。

　　张垣认为“国家之宝在人才”，不是在矿石和金钱，劝人们要“宏教泽”培养人才。在张垣的大力提倡和影响下，桂阳风气为之一新，不久即出了卢世昌和曹德赞两位进士。张垣在桂阳做了七年学正，乾隆三十七年迁云南河西知县未赴，隐居故里潜心著述，著有《湘潭杂咏》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