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玄宝为桂阳监所铸，仅见于《泉志》所载，未见正史记载，但“桂阳监铸钱官”在《新唐书·地理志五》有明确记述：“郴州桂阳郡，上。土贡：赤钱、紵布、丝布。有桂阳监钱官。……义章，(小字注云：中下。萧铣析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有银，有铜，有铅)。”咸通玄宝最早著录见于南宋洪遵《泉志》，清人对此钱有所关注，民国时期偶有著录、收藏。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咸通玄宝的拓本和照片，有多种工具书和钱谱收录。其二，对咸通玄宝钱文做一辨析，将唐代钱文名称进行比较，按照唐代钱名发展规律，提出咸通玄宝本应为“咸通通宝”，改“通”为“玄”，是为了避免钱文重字而采取的特殊命名方式。其三，对铸造咸通玄宝的桂阳监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讨论了桂阳监的地望与历史沿革，分析了该钱监铸钱的有利条件，在于该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关于该桂阳监的历史沿革，所见最早记录是玄宗开元时期，有可能后来罢铸。至唐元和三年(808年)，李巽上书，建议恢复桂阳监又重新开始铸钱。咸通十一年(870年)，试铸咸通玄宝。初唐在全国各地设置钱监，其中有桂州监，但没有桂阳监。唐代桂阳监的设立，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开元年间。由《唐六典》可知开元时期桂阳监铸钱监的大致情况。

　　《少府监》谈到诸铸钱监的机构设置：监各一人。(……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遂别。今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 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

　　其中说到桂阳监铸钱监设置五炉，机构设置应符合上文中所载，有监、副监、丞、监事、录事、府、史等职。《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记录了天宝年间各地钱监的基本情况，从中亦可了解到桂阳监炉数、每炉人数、铸作时间、铸钱用料数量等方面信息：

　　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钱用铜鑞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旧唐书·食货志上》曾谈到唐代元和年间恢复桂阳监铸钱一事，主要就是因为郴州所辖平阳县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

　　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文中说到元和三年(808年)平阳、高亭两县界有280余井古铜坑，仍有铜锡，故于桂阳监设置两炉，采铜铸钱。《旧唐书·食货志下》亦有关于此事的简略记载：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

　　……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对唐代桂阳监的机构设置、炉数及铸钱数量等有一大致了解。

　　桂阳监的兴盛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为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二是宪宗元和年间。开元、天宝之际，桂阳监有五炉，每炉铸钱若以三千三百贯计，则每年铸钱共计一万六千五百贯文；元和年间，设置两炉，每年铸钱七千贯。但是，在《唐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却说“桂阳监， 在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与《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记“一年铸成七千贯”有较大出入。笔者推测， 《旧唐书》所载“两炉、七千贯”，应是李巽上言，属于桂阳监恢复阶段规划的铸钱数量，《唐元和郡县图志》云“每年铸钱五万贯”，可能是该钱监在发展达到相当规模之后的铸钱数量。若以每炉一年铸三千三百贯计，每年铸钱五万贯，则反映出桂阳监铸钱炉数已达到15 所左右。所以，在此背景下，出现咸通十一年( 870 年) 试铸咸通玄宝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