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入泮，补县学生员。是年师从同县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游，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骨干。

　　王錱投曾国藩时，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曾国藩开始很看重他，曾写信称王錱“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

　　然而，随着交往日久，其矛盾和弱点也不断暴露，“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王錱和曾国藩有四个方面的过节。

　　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发放口粮、弹药，并说“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

　　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

　　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原因。

　　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

　　咸丰三年，王錱率3000人从长沙出发，行至湖南与湖北交界的羊楼峒时，突然与太平军相遇，结果大败而退。羊楼峒就在岳州城附近，于是王錱率部队急忙进入太平军刚刚放弃的岳州城。

　　可能王錱做梦都没有想到，太平军刚刚从岳州城撤军后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因太平军多次占领岳州，自然对岳州的情况相当熟悉，于是，太平军一路尾追王錱的部队，直到把王錱的部队围在了岳州城内，此时的王錱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此时曾国藩恰好行至南津，而南津距岳州仅两三公里，王錱被围，曾国藩不想前去救援。因为曾国藩与王錱原本就结有私怨，而且曾国藩也怕如若前去相救，万一自己被围，那么，他所带领的这一支刚刚练成的湘军还没有正式出征就有可能被太平军围歼。在曾国藩举棋不定时，只有陈士杰力排众议，劝曾放下过节，立足大局。

　　陈士杰劝曾国藩说，一定要去救王錱。理由有三：一是了解你曾帅的人会理解你，不是不救，而是力不能及。不了解你的人会认为您是公报私仇；二是王錱毕竟他是巡抚骆秉章的人，如果骆秉章知道了咱们见死不救，一定不会善待湘军，那么湘军可能会再一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三则唇亡齿寒，没了王錱少了一道屏障。曾国藩听了陈士杰的劝告，决定用湘军的炮船支援岳州。

　　清史稿记载说：“咸丰三年，曾国藩集营岳州城外，太平军乘胜追击，将湘军水陆退走。王因为自己违曾国藩之诫至败，耻与俱退，独入空城死守。曾国藩大为愤懑，决计不出兵相救，手下人莫敢为言。陈士杰独进曰，岳州薪米俱绝，明日必溃，宜遣救璞山(王)。”

　　陈士杰在其《感知录》描写了这一场面。曾国藩正在气头上，怒气不解。陈士杰认为他是为公而谏，不应拒绝。并自言自语道：“为千人请命，奈何计小礼数?”复入请曰：“璞山军宜往救。”意色非常坚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曾国藩在室内徘徊不决。一方面，他痛恨绿营兵“败不相救”的恶习，决定以新的完全不同的面孔出现。另一方面，他对王的独树一帜深表不满。但陈士杰的话他不能不考虑，遂立即停步曰：“如何能救?刚刚派人侦察，城中无人，但城外有燎火。”陈士杰立即召探卒两人对质，愤怒地说：“若等畏贼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斩汝矣”。两人具伏虚诳。曾国藩因问计，陈士杰言敌无战船，宜遣水师傍岸举炮为声援。王因得缒城走出，生还者九百余人。咸丰四年三月五日，王錱以“轻进失利夺职”。《中兴将帅别传》引曾国藩的话对王錱进行了评论：“曾文正训诸将曰，昔璞山以吾言为非，今诸将尽以吾言为是，亦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