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下半年，我在桂阳太和学区地界完小任教。一天，校长刚从学区回来就召集我们几个老师开 “紧急会议”，说是从今晚起分组去办夜校，会上，校长把扫盲的重大意义讲得很是深透，大家的热情立时高涨起来。当晚，老师们就行动了。

　　因为是上夜课，走夜路也就理所当然。我和李青老师、徐和校长一组，负责花木湾自然村的扫盲工作。记得从地界学校去花木湾走的是一段山路，在夜间，茂密的山林总给人阴森森的感觉，偶尔的一两声鸟鸣，更是增添了心头的恐惧。平易近人的徐校长，四十来岁，本地人。照理说，我们一起走夜路，徐校长应该毫不犹豫地“打头阵”——带路，可是，每次上路，徐校长却总是夹在我和李老师中间，他既不愿走第一，也不愿走最后，说必经的每一处山林，他都能回忆起村子里有谁在这地下安息，而且当年他参与了抬棺、摆棺、埋葬仪式。“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啊!”他常常发出感叹。我和李老师都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无知”反而“无畏”。开始时，我俩边走边唱歌，一段日子以后，因为喉咙发痛、声音嘶哑，于是就牢记“沉默是金”。就这样，我们几乎走了一年的夜路。

　　上夜课

　　课堂设在村子的祠堂里，昏暗的灯光下，摆放着几张课桌，看起来还算整齐，但被用来写字的黑板，油漆早已斑剥脱落，写上去的字常让村民误认为多 “点”少“点”。学员中 “女文盲”居多，这是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造成的。我和李老师负责教识字，校长负责教村民珠算。最有趣的是有一节课，参加的有二十来人，我教大家1~10的大写，出乎意料地是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能认识，原来是农闲时他们打打字牌，早 “无师自通”了。女学员们平时飞针走线的手，拿起笔来却似有千斤重，横不平，竖不直，写字本上好像有条条蚯蚓在爬，常常弄得我啼笑皆非，她们自己也满脸通红。有一位叫满花的妇女，三十岁左右，每晚带一个半岁大的小儿准时上课，孩子有时拼命地吮吸着妈妈的乳头，有时是甜甜地睡在妈妈的大腿上。她左手搂儿子，右手在吃力地跟着老师一笔一划地写。我当时想：如果当初父母送她上学，这么爱学习的人也许也是一名老师了。后来，我与她建立了友谊，她常带着干红薯片、红薯丝、花生之类的农产品给我们消夜。近20年过去了，不知今天的她能 “识文断字”没有。

　　“虎头蛇尾”似乎是我们对 “上夜课”的总结。刚开始的几个月，天气好，农事少，村民坚持上课的积极性还较高，但后来，借条、欠条之类的日常应用文体会写了，部分村民就认为没有必要再学了。懒散也是会传染的，天气愈冷，参加的人更加屈指可数。祠堂里也常烧些柴火，可惜，室内温度没升多少，熏眼的烟却总在室内徘徊，经常弄得我双眼微肿，泪水直流。过年后的正月，学员们都忙着应酬和娱乐，我们没上一两节课，去了也是东家喝茶、西家喝酒；到了农历的二三月，农事多了，白天辛苦的村民，晚上更不想再来上课了。这样的情形接连出现，我们几个老师也很无奈。后来，来上课的学员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我们也就做个 “顺水人情”，鸣锣收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