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 —1916)湖南湘潭县七都人，今湘潭市上云湖桥镇人。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字纫秋，壬秋，又称壬父(尝以二字作篆印，颠倒如“文王”，可见其志趣不俗)，所居为“湘绮楼”，世人又称为湘绮先生。他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然而和桂阳却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

　　桂阳直隶州知州汪学灏，浙江仁和人，在湘为官多年，咸丰十一年(1861)署辰州府，同治元年(1862)任常德知府。同治三年署运使衔、湖南候补道实授桂阳直隶州知州。汪学灏到时任桂阳期间，正值湘军荡平太平天国起义，进入所谓的“同治中兴”时代，正如王闿运在《桂阳直隶州志》中的《叙志篇》所说的“百废渐举，万物荣绪，”萌发了盛世修志的想法，当时桂阳籍的中兴将相陈士杰(时任江苏按察使)、魏喻义(时任浙江兵备道)、杜学礼(时任广东高廉兵备道)、刘覃澍(时任浙江尤溪知县)、夏时(时任工部主事)等纷纷出资蓦粮，桂阳修志热情空前高涨。知州汪学灏在湘为官多年，早闻王闿运的文名，决定聘请王闿运主修《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此时王闿运下从湘潭移居湖南衡阳石门，于是桂阳直隶隶州知州汪学灏亲自携重金赴衡阳拜访王氏，王氏是一个非常清高的文人，见知州汪学灏亲自登门，欣然应充。

　　王闿运从同治四年到同治七年五月一日，历时三年终于修成了被史家誉为“鸿篇巨志，条贯古今”的《同治直隶桂阳志》，这是王闿运所篡志书第一部，历来被推为湘中名志。这部志书之所以备受推崇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体例方面遵循章学诚“志即史也，志乃史载”的提法，全书仿《史记》的纪、传、志、图、表五体设篇立目，且效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殿后的作法，以包括修志沿革和凡例在内的序终其篇。主修牧令均不撰一言，这和当时那时通行的请大吏作序冠于篇首的作法大相径庭，而和郭嵩焘《湘阴县国志》的处理方法有些类似之处。在体例上别开生面，打破旧志以“天系冠首”的惯例，即不在卷首例“皇言”、“诏谕”之类的官样文章，一反志家首重“圣天”的做法，以“星野”开头，开宗明义地推出《疆域志》作首篇，此外对海外皆同的“文庙祭器，佾午诸制”皆从删略。湘绮秉其“欲研经史，穷究地形之旨”于舆国之绘志，用力尤勤，在疆域志中列城乡图十七幅，使全州之“村市、圩铺、津梁、寨堡、山川，形胜毕具”。在内容辑录和材料取舍方面，湘绮更是独具慧眼，他能在“述往事，知来者”的总目下，“考朝典，征古文，通时事，论治原”，选取那些最能反映全州古往今来的有关政治兴衰，人民休戚的典型事例，浓墨重彩予以记述，而且往往能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如为完整记述境内瑶民的历史和现状，设置了《洞瑶志》专篇，对瑶族的族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民族特征都有作了详尽的记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过实地考察后，对瑶民起义竟作出了“与外间传闻殊异”的结论。公正地指出“瑶本不叛，瑶何负于国家”。在《食货志》中勾勒了桂阳的经济发展脉络，改变了过去人民对桂阳认识上的偏差，过去桂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地瘥、民贫、农惰、工拙、商贾断绝之区”，王在实地考察之后，认为桂阳“郡跨岭，绶南海之珍，其繁会雄富旧矣”指出桂阳“称八宝地，八宝者，金、银、铜、铁、铅、锡、水晶、石炭也”。《桂阳直隶州志》文辞典雅，考据充分，可读性强，近人李肖聃称“桂阳、衡阳之志，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旧日湘中山水之纪，先贤旧耆之篇，较此华章，黯然失色。盖邵阳圣武之纪无此伟观，玉池湘阴之图，逊兹雅韵”，将湘绮置于魏源、郭嵩焘之上，实不觉为过。

　　在主修桂阳直隶州期间，就住在桂阳州署后堂，为迎接大文豪王闿运的到来，在州署后加盖了一间小楼阁，由于原址是州听事后堂，原州听事堂于咸丰九年被石达开部所毁，就把这间小楼阁叫作“复见堂”，王闿运专为这小楼阁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复见堂记》。王闿运就足不出户地住在楼上，用一个月的时间查考和桂阳有关的历史文献。王闿运主修《桂阳直隶州志》时只有三十五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实地徒步考察桂阳州。逐村走访，挨户访问，监于桂阳乡民大多聚族而居，故标小地名之后，还注明了姓氏，如北关刘、官溪李、莲塘彭、泗洲陈，对桂阳的姓氏分布，了如指掌，为古今方志之独创，如此详细，古今罕见。为弄清桂阳河道，王闿运第二次自同治六年仲冬至七年仲春，利用枯水季节的三个月的时间，徒步勘踏了州内的主要河道，“穷钟深之二源，明溱涯之会注”，于各水之“道里曲折，毛发不苟，依水诸山，亦并登历，远迩小大，悉悉致审详”。通过这种认真的实地勘察，不仅绘出了精详的水道图十五幅，而且纠正了郦道元、顾炎武等人著作中关于州内山水的谬误。就连王闿运自己在水道图绘成后曾自鸣得意地说：“诚使天下志郡邑，皆如余之图桂阳，则千古地理沿革之故，昭然若日月之照临矣!”

　　王闿运在桂阳修志期间所待时间较长，结识了一大批桂阳名流。如陈士杰、魏喻义、夏时等当地名流。尤其是和陈士杰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考察桂阳期间，就是落住在陈士杰的老家泗洲寨。后来陈士杰任为鲁浙巡抚时，王不但为陈士杰谋划过许多官场上的大事。后来陈士杰还把几个儿子委托给王闿运，因而陈士杰的几个子侄都是王闿运的学生。陈士杰还把自己钟爱的五女儿许给了王闿运的儿子，发展成姻亲关系。王闿运和陈士杰一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陈士杰过世后，王闿运不但亲自主丧，撰写挽联，“危苦建功名，休云爵未酬劳，看满门簪笏綦缨，当世公卿何此福；精明归浑厚，自许鉴无虚照，想同辈雌黄月旦，不言桃李亦成蹊”。陈士杰妻颜氏病逝后，王闿运作挽联“勤俭著徽音，列戟门高，更喜诸郎班禁近；忧虞增阅历，鸣笳归早，重还故里即神仙”以示悼念。王闿运为桂阳泗州陈氏宗祠题了“孤垒捍神京，乐范论心，分谤生民功不朽；新祠邻故宅，曾杨把臂，世家乔木泽偏长。”的对联。现桂阳县泗州乡还流传着王闿运很多趣闻逸事。

　　其次是和夏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王闿运比夏时大三岁，两人早在参加全省乡试时就已经相识。王闿运来桂阳修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夏时的推荐。夏时当时为工部缮清时，是桂阳修志的重要股东之一。夏时为桂阳莲塘大湾村人，是陈士杰的外甥。又名佑简，字书命，号菽轩。清咸丰十一年(1861)补辛酉科举人。同治四年(1865)会试后调任知县，旋改主事签分工部缮清吏司加二级，以道员分发修补委办机器局总办。光绪28年(1902年)夏时调江西巡抚部院兼提督军门，乡试监考官，赏给花翎头品顶戴，受夏时之聘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为江西大学堂总教习,上书反对改学制,引起江西各界不满,遂辞职。辞职后的王闿运滞留在南昌，被夏时聘为幕客。直到光绪三十年，夏时调任陕西巡抚，王闿运才离开江西返回湖南。桂阳大湾夏氏宗祠还残存有王恺运的手迹对联“锡祚自玄珪，门列双旌，更有五云扶栋宇；发祥依白阜，枝分百世，定荣丹桂报馨香。”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隔，乃可言《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形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通注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并不为过。王闿运培养了许多桂阳子弟,如陈兆文、陈兆葵、陈兆棠、夏寿田等，其中最著名的有夏寿田和陈兆葵和陈兆文。

　　夏寿田(1870--1935)又名启中，字午贻，又字直心，晚年自号天痴道人，为夏时之子。王闿运一生钻研分为三种学问，诗词之学(最有名的徒弟是齐白石、寄禅法师)，仕途之学(最有名的是夏寿田——戊戌年榜眼)，和帝王之学。杨度是王闿运为自己千挑万选的帝王之学的唯一传人。夏寿田家境丰厚，独能勤学，初为州学优廪生，后师事王闿运于衡州船山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十八年会试取誊录，官刑部郎中。二十四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二十八年，以“妄言忤旨”被革职。宣统三年(1911)起复，供职翰林。民国成立后，夏寿田任湖北民政长，旋以鄂人反对去职，赴京。民国二年(1913)入袁世凯大总统府，任内史。次年充约法会议议员。民国四年(1915)年拥袁称帝，致为世人所诟。帝制失败后，在京创办《谠言报》，参加发起共和统一会。南北军阀混战期间，曾入曹锟幕，充机要秘书。民国十一年(1922)夏，因曹锟不愿吴佩孚坐大，他曾协助杨度说曹，使不许吴佩孚入粤援助陈炯明，孙中山当时困境，遂得缓解。民国十六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拟委任为青岛市市长,夏寿田辞不就，赴上海定居。参禅学佛，自号畸道人、直心居士，寄情于诗词字画。民国24年(1935)7月病卒。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影响了夏寿田的一生,以致夏寿田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得力助手。

　　陈兆葵字完夫，是陈士杰的长子，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潮州知府等职，为王恺运的学生，曾为王闿运整理了《王志》一书，王闿运的早期作品大多为陈兆葵整理。陈士杰爱妾去世时，王闿运亲自为其作行状。陈兆葵可惜英年早逝，王闿运得知陈兆葵去世后，心痛不已，作联曰“节钺启嗣臣，武达文通光列戟；坛山开世族，弟劝兄酬胜八龙”和“经史词章得替人，主期光大门楣，同寻陋巷簟飘乐；狱讼平反推老吏，所惜衰羸形役，遽舍京尘布靖归”。痛惜天不怜才。”

　　.陈兆文，字石荪，号松石。为陈士杰之兄陈士元之子，光绪二年丙子二甲二十二名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浙江学政、甘肃主考、太常寺卿、奉天府丞兼学政、顺天府尹、曾出国考察宪政，光绪三十一年任都察院副都御史。

　　陈兆棠，为陈士杰之子，曾任潮州知府。

　　王闿运除撰写了《桂阳直隶州志》外，还留下有二十多万字的吟咏桂阳的诗、联、文、序。如《登龙渡峰》、《复见堂记》、《桂阳山行》《赠龚际尧、尹人墉》等。他和弟子陈兆葵论诗的大量书札，如《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论七言绝句法答陈完夫问》、《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等一大笔文学财富。遗存在民间的各种族谱序言和行状，如《陈侍郎行状》、《陈氏家序》等。在其《湘绮楼诗文集》中有很多描写桂阳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