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5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防御性战斗。日军为解除威胁，确保武汉，于4月中旬调集第3、第13、第39师团，第6和第40师团各一部及第18旅团，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采用机动奇袭、两翼包围、分进合击伪战术，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盘踞武汉之日军于1940年4月中旬，从湘北、赣北抽调第六师团及第四十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湖北省境之第三、十三、十六、三十九等师团，另附特种部队，分别集结于钟祥、随县、信阳各地，向我第五战区襄东方面主力部队发动进攻。时任副师长的陈暄参加了枣宜会战,率大刀队与敌人激战，在战斗中缴获一把军刀。军刀上血迹斑斑，其夫人刘容欲加擦洗。陈暄制止说：“斑斑者，我同胞与将士之血也。谨留之，以激励杀贼!”

　　在陈暄将军之子陈书良家里至今还保留一幅“松鹤同春”的东洋战利品，这幅画，经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鉴定认为，该画运用了西洋画的技法，有一定的透视感，符合日本人的画风，可以推断为日本人所作。李立为画作题写了“松鹤同春”。陈暄将军当时还缴获了一个铜墨盒，底部印有“京都”字样，可进一步印证其抗战史实。

　　现台湾档案馆存有陈暄将军在中央训练团的亲笔自传，自传书于1942年底。陈暄将军在信中慷慨陈词：“行见倭奴歼灭，余愿派赴东夷三岛，参加安抚流亡，宣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为我赫赫神州伸张正义，为余唯一之愿也。”足见陈将军抗日之志，墨迹如生，读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