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在家丁忧守制的时间是咸丰元年七月十九日到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共二十七个月。这期间，他只能在家闭门谢客读书，编写家规教育后代或者是到当地谋一份教职。而且清代规定，在家守制官员，不准和当地官员交往。

　　清代为什么一再强调"丁忧"制度呢?据当时吏部的一份资料称这样做有几个好处：其一是便于了解民情，做官久了，逐渐脱离了现实老百姓的生活，不能了解民间疾苦，守孝期间，可以做到调研了解。二是树立榜样，官员回乡守孝，可以为那些不读书不识字的乡村百姓做个好榜样，有一个重要的道德标杆。三是监督乡官，当地乡官如果胡作非为，就会有风声传到回乡守孝官员那里，他们"起复"后就会传到京城，对其考核不利。四是官员回家守制，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脱身出来，修养身体，和家人在一起，心理和生理健康得到补充，可以更加充沛地投入到未来的工作中。五是体能锻炼。官员回到家后，可以养养猪，种种蔬菜，体能也是很好的锻炼，他们都保留着这个好习惯。六是腾出岗位，官员守制离开现在的岗位，为使工作连续，往往会选其手下的一个人"署任"，下面的人自然得到锻炼的机会，可以进一步培养后进者。

　　那么这段时期陈士杰是怎样渡过的呢?通过从相关资料的梳理，陈士杰主要做了这么一些事。一是修订家规。这期间陈士杰编制修订了《塔峰书院田担租额》、《四户学田制》《训约二十四条》《祭规》等。陈士杰在《塔峰书院田担租额》指出：塔峰书院旧设田租课子，往复不继，此父老份内事，虽然世道陵迟。宝刹香龛舍钱求佛利益者比比皆是，其有意兴利学校，重道崇儒者，亦殊未易观也。指出了重儒崇道者还比不上事神敬佛者多的社会怪象，并要求力挽之。陈士杰在其《训约二十四条》中说：“训者，教以向善去恶，令知其当然；约者，以改恶有恶报从善，令其知不得不然。共二十四者，以一岁之气有二十四，春夏十二气主于生长，秋冬十二气主天肃杀。训有宽，柔之义，训十二者春夏也，约有警戒之义，约有十二者苈秋冬也，俚言无文，俾易通晓。”其《训人子弟俭用》、《训子弟忠厚》、《训子弟务生理》等都是从社会大众的观点出发，整治家风，端正家道，对现在治家处世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训人子弟俭用》中说“财之有限，惜之有余，奢则不足，约吾族子孙：一分当一钱用，一升当一斗食，勿好嫖赌，勿好吃穿，勿好宴会、勿广扯门面，勿妄兴土木，勿借债损祖业，勿卖田结高亲”，是古代朴素主义价值的体现。

　　二是撰写谱序。这期间陈士杰为乡间撰写了《颜氏族谱序》、《欧阳族谱序》等，在这些族谱中，强调了乡邻团结，克难共苦的思想,并说明自己不负“睦九族平章百姓”之志。这时间还写过《外王父颜席珍公八十寿序》等寿序。如他在《颜氏族谱序》写道：余颜氏甥也，其族七村，与余族四户壤地相接，而先皆出自江西，余祖之来先颜氏两朝，在宋淳熙年间。颜面氏祖光秀，鲁公二十五派孙也，由江西安福徙居土溪，时则为明永乐间。光秀生法隆、法昌；昌生文伯、信伯、智伯；信后徙宁远下灌新塘；文生景豪(庙下)、景贤(寨下)、景祯、景惠、景梁、景泰；梁、泰无嗣，遂为四房；智伯生桂祥(岭背、社背)、桂聪开土溪上房；是为七村。……夫自世风日下之日，有同室操戈，视兄弟如仇敌矣，有豆觞不让，等宗族为路人矣。……感之以诚，示之以信，结之以恩，情联一家，和于一室。七村之众实本一气之相生,则何以敦厚而联属之,贫寡相周恤,老少相推让,疾病相扶持,急难相维系,亲之如兄弟,爱之如手足,其子弟秀而文者,教而成之,不率者训而戒之,庶几散者聚,疏者亲,于以语三代圣五之治不远焉.独惜余也,部曹未秩,乞假南归,未能佐天子睦九族平章百姓,以无负夙昔读书之志……

　　三是读书修心，陈士杰在家潜心读书，厚积薄发。这时期主要是“偷闲阅经史”。具体看什么书，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从他后来投身曾国藩的幕府，出谋划策赞襄军务的知识层次来看，陈士杰涉历广泛，博览群书。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弱冠负奇气，志在定羌胡，二七为部曹，投笔事戎车”。

　　四是偶授功课，陈士杰还偶尔到塔峰书院去给生徒授课，传授知识。士杰因自己是塔峰书院书院学生，塔峰书院又是陈氏的家塾，加上当时任监院的又是士杰的少年伙伴陈震川，因而受其邀请，不时也去塔峰书院授课。

　　陈士杰在守制期间，恪守本份，修身养性，博览群书，汲取能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农民起义打破了他“丁忧”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