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姜畲(she)镇石塘乡人，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杨度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清廷科举人士到反清拥袁，从反清拥袁到帮助孙中山，从帮助孙中山到佛理入世，从佛理入世到投靠军阀，最后倾向共产党。一生神奇多变，这一切始终和夏寿田的履历是惊人的一致，两人可谓是“知己一生，如影随行，唱和一致，心照不宣”。

　　早年夏寿田和杨度两人都师从湖南名宿湘绮老人王闿运，成为王的得意门生。王闿运精通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夏寿田、齐白石、杨度三位弟子将王氏绝学发挥到了极致。

　　杨度专治“帝王之学”，“学剑学书相杂半”。所谓的“帝王之学”，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学问。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齐白石是诗文之学，他一生以绘画为根本，成一代宗师。夏寿田榜眼及第，功名最高。其实夏寿田是王氏功名、诗文、帝王三种学问的一位“全能式”人物。他榜眼及第，又能诗善书，还对杨度极尽赞襄之举。因而王闿运在评价杨度和夏寿田时，王闿运说“夏似曾(国藩)，杨类胡(胡林翼)”。

　　1900年庚子之变，夏寿田写下了“鲁乱国无刑，国衰民去礼，神州其左衽，皇舆竟西轨”的诗句。同时杨度在赠夏寿田诗中说：“西狩非我泣，首阳非我叹。……岂伊拨乱志，空谷孰与宣?通车信莫从，击楫徒悠然。”两人精神境界高度一致。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通过寿田呈送《君宪救国论》，鼓吹君主立宪。夏寿田则作为袁世凯的内史(秘书长)积极做袁的思想工作，二人里应外合，力促君主立宪，深得袁世凯的赞许。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作为袁的“股肱”，夏寿田和杨度两人被列入“帝制余孽”受通缉。通缉令出现之后，杨度悲愤交加，要上北京投案自首并与政府理论，在夏寿田的劝解下才作罢。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其次是张一麟反对夏寿田，再次是蔡松坡反对雷震春。

　　为免通缉，两人外出避居，一同向佛反思。杨度自号虎头陀、释虎、虎公，夏寿田自号天痴、畸道人、直心，相互切磋，颇有心得。杨度于《除习偈序答畸道人》中云：“虎禅师当在庐山悟道之时，实因我为我困，心极不安，当气绝心死之余，为无可如何之计，一刀直下，斩断命根，不望再生，只图一死。夏寿田在《湘潭杨庄诗文词录》的序文中说：“项城薨位，余与皙子皆名捕中，师亦以是岁委化。自是皙子遁而之佛，颇近禅。”

　　民国十一年，孙中山举兵北伐，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曹锟部下吴佩孚屯兵衡阳，陈炯明与吴联络，欲南北夹攻孙中山，国民革命危在咫尺。孙中山托杨度前去疏通曹锟制止吴佩孚出兵。杨度立刻找到夏寿田商量，请求夏寿田出面斡旋。夏杨二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又想到了一块。夏寿田先是对曹锟宣讲局势，陈述吴佩孚有忘恩负义劣迹，日后难保反叛。随即又串通曹锟部下和熊秉坤、王承斌配合，说动曹锟，阻止吴入粤援陈，致使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终告失败。国民革命在千钧一发之燃眉中摆脱险境，孙中山感激杨度和夏寿田。

　　民国十六年，夏寿田经杨度介绍认识伍豪 (即周恩来)。据杨度外甥王舒回忆说，杨度曾对夏寿田说，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支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在伍豪启导下，杨度和夏寿田二人协助掩护上海共产党地下活动。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筹备会议，安全会址难择，寿田与杨度以二人名望借哈同花园会厅，请上海各界要员赴宴。前门车水马龙，警卫森严。共产党人佯装客人或杂役，进入后堂秘密开会。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夏寿田饱含痛逝故人的感情为度题写了墓碑“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并作有系列哀挽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