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即奉公守法的官吏, 也就是“清官”、“良吏”，多指正史中记述的那些为民作主、清正廉洁、百姓拥戴的州县级地方官。古代桂阳因“八宝之地”的资源禀赋和“楚粤襟要”的独特区位，备受历代朝廷重视，因此被选派到此任职的官员多为能官贤吏。在他们的教化治理下，远离中原皇权中心、居于边郡“荆蛮”之域的桂阳，却创造了足以支撑“楚南名区”荣耀的辉煌文化。同时，桂阳人重情义、懂感恩，对造福桂阳的历代地方官铭记于心、拥戴于行，因而桂阳历史上也演绎了无数爱民拥官的感人故事，非常值得今人去咀嚼体会。

　　《后汉书·循吏传》开篇即记两位桂阳太守：卫飒任桂阳太守10年，兴学校教育，设婚姻礼仪，理恤民事，杜绝奸吏，并凿山通道五百余里，便通岭南，并列亭传、置邮驿，方便吏治民事之往来，使桂阳役省劳息、邦俗从化、政通人和；继任者茨茺，教民种植桑麻，劝令养蚕织鞋，民得其利。东汉其他桂阳循吏还有：许荆任桂阳太守12年，教化百姓、淳风化俗、以德服人，桂阳人为其立庙树碑；栾巴任桂阳太守7年，特别注重吏治，对所有官吏进行学习培训，设奖激励，并按程序考试考核，随能力大小升官授职，因而“政事明察”；太守刘梁“班序以正，以仁为首，以义为先”；太守周憬开九泷十八滩，使商旅珍货流通，碑记《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流传千古。东汉桂阳在这么多贤能官员的治理下，成为当时湖南地区教育文化最为发达之地。《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士人湖南仅4人，其中桂阳籍的有3人，私家教授生徒湖南仅有桂阳1人，东汉出书湖南仅有2种，其中就有桂阳子部1种。造纸术发明者蔡伦，威肃百官、义立师门的血性先贤胡腾，被称为“当世名儒”的太学生刘常，便是东汉桂阳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最早的湖湘本籍名人。

　　南宋初，张运知桂阳监，上任五个月时间就使境内称治，他与部使者奏升桂阳监为军，大兴教育事业，并在学堂祠祀汉以来守令有功德于桂阳的卫飒、唐羌等7人，刻《颜氏家训》、《四时纂要》等书散发民间，使民众修德务本。南宋知军陈傅良政绩卓著，他引入温州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变桂阳落后的生产状况，又上书皇上，减免桂阳军赋税，还在离桂阳城最近的舂陵江边修建“通津码头”，他后来调任中书舍人，桂阳人民为纪念他而改称“舍人渡”。

　　明代桂阳知州韩嘉会抑强扶弱，遇饥荒时拿出自己的俸禄给百姓施粥。继任者林垠儒雅胜过嘉会，桂阳百姓为其立“去思碑”。知州戴录建鹿峰书院，讲程朱理学，并自撰州志11篇。蒋学成在戴录书院外别立社学，提倡教育从童蒙抓起。罗大奎审理诉讼案件不用刑逼供，提倡“有罪自赎”，规劝双方礼让，省下诉讼钱财多做架桥修路的善事，七拱桥即为其所建，他还捐俸置学田。万历年间桂阳知州郭槃不巴结上司却亲民爱民，民吏悦服，政治大修，常亲自讲授经书、考核士子学业，并修州志11卷。

　　清代初期的5位桂阳知州都有善政，使遭李自成部将郝摇旗洗劫后的桂阳城逐渐恢复生机，州人立“五贤侯去思碑”。康熙时，贤能官员接踵而来，吏治清明达到极盛，15位桂阳知州里面有13人政绩突出，尤其是袁继善彻查盐弊，使桂阳官民少受盐课之苦；董之辅招民归城，借贷兴业，使因吴三桂之乱而“州民逃亡、城市空虚”的桂阳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景象；伍士琪任桂阳知州8年，以廉正自励，大修州城、平整道路、迁整学宫，使州城焕然一新，每月初一、十五举行伦理道德和奉公守法教育讲座，又力主州人自运粤盐，改运道、招土商，桂阳州百余年赖其利。当他从户部浙江司员外郎任上告老还乡特意绕道经过桂阳时，桂阳父老到百里外迎接谒见，一路上百姓馈赠的礼物接连不断，州中童生学子都为能见到伍公而兴奋。雍正时知州张明叙，再三上请在桂阳分建考棚，免却生童到衡州应试的跋涉之苦，州人于试棚侧设祠祭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