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桂阳，古称“烟草之乡”，近誉“烤烟王国”，名非虚传。每年春季，走进桂阳农村放眼望去，田里是烟，土里是烟，全部地膜覆盖，宛如一夜飞龙舞，万陇千冲裹素装，是谓“百里银海”；到了春夏之交，植株茁壮，绿叶婆娑，菸波浩淼，一望无际，是谓“百里绿海”；待到盛夏时节，成熟的烟叶绿褪呈黄，光彩耀目，烤干的烟叶桔黄灿烂，金光闪闪，农民家里楼上是烟，楼下是烟，公路上人们挑的是烟，车子运的是烟，是谓“百里金海”。湖南省府一位领导称桂阳是“百里烟海”，《湖南日报》一篇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称桂阳为“烤烟王国”，确是桂阳烟区的生动写照。

　　桂阳种烟历史悠久。烟草从吕宋岛(今菲律宾)传入我国福建、广东一带，时在明代末期。之后不久，即明万历二十一年(1553)，桂阳舂陵河沿岸的樟树下至长江圩一带就已开始栽培晒烟(又称旱烟、土烟)，所以说桂阳烟草史几乎与全国烟草史同步。至清光绪年间，烟草种植已遍及全县各地。烟叶除自吸之外，尚有少量外销郴州、常宁、衡州等地。

　　民国初期，桂阳晒烟种植面积扩大。民国30年，全县烟叶产量1230吨，占湖南省总产的十分之一。樟木圩一带有少数农民还在稻田里种烟(单季)，以增加经济收入。《粤汉铁路备览》中记述：“湖南人之嗜吸土烟者，对于‘郴州叶’无不交相称赞。”当时桂阳烟叶多经郴州火车外输，产量远超邻近各县，故“郴州叶”的主产区实际上在桂阳。民国35年出版的《湖南经济》第一期载文称：“湖南烟叶，以桂阳产者最优。”

　　抗日战争期间，为增产粮食以应军需民食，当时政府曾下令禁种烟草，规定：“除新垦荒地准予栽种烟草外，凡宜种杂粮的旱地严禁栽种。”稻田种烟的禁规更严。民国38年(1949年)，全县烟叶产量下降到375吨。

　　桂阳晒烟以其质量优良而受到各地客商青睐。湘中、湘北以及粤、汉、港、澳的烟商常到桂阳县城、三义圩(今樟市)、流渡桥(今流峰)等地采购烟叶。仅三义圩就有烟行15家，三日一圩，盛市期每圩销售烟叶百余担。民国时期，全县常年外销量5000余担，最多年达2万担。英国在武汉开办烟叶购销公司收购中国烟叶，其中桂阳烟叶占的比重最大。

　　县人唐和顺曾在衡州(今衡阳市)大河街大吏码头开设“和顺烟栈”，历时20年，专营桂阳烟叶外销。他把烟叶先从舂陵河舍人渡码头用帆船航运至衡州，再进入湘江、长江外销长沙、武汉、上海等地，在桂阳缴纳出口税，在衡州缴纳落地税。该烟栈对桂阳烟叶声誉的外扬起了积极作用。

　　解放初期，桂阳种烟仍以晒烟为主。为致富农村，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发放贷款、统一收购烟叶、提高收购价格等措施，帮助农民发展烟草生产。1954年，全县生产晒烟叶563吨，产量居全省第二位。1955—1957年，产量上升到800至900吨。这时，桂阳晒烟烟叶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樟市一带所产烟叶称“樟片”，流峰一带所产烟叶称“流片”，“樟片”“流片”名扬遐迩，其中“樟片”更优于“流片”。

　　第二部分

　　民国32年，日寇侵犯华中，从湖北沙市南逃桂阳的汪可震等三户难民始办手工卷烟作坊，用晒烟叶加工“难民烟”，在县城设摊推销,是为县内手工卷烟之初见。

　　解放前后几年，桂阳少数官绅已开始抽吸机制卷烟。机制卷烟的主要原料是烤烟。为适应市场需求，桂阳县委、县政府从解放初起就开始引导家民试种烤烟，并逐步以烤烟取代晒烟。

　　1951年冬，省农业厅决定在省内六个晒烟生产县试种烤烟，桂阳为其中之一，省厅派技术干部苏亮福带来大金元和小金元两个品种的种子在县办农场试种，并驻场作技术指导。1952年春，县贸易公司干部李国庆(河南人，现已退休)考察樟木龙泉一带的资源情况适宜栽种烤烟，与区、乡政府商议后派人到河南许昌购买烤烟苗，用鸭笼装运到樟木龙桥试栽。这一年，县农场和龙泉一带共计试种217亩，产干烟叶14.1吨。由于缺乏经验，种烟效益甚微，此后几年，只有零星种植。

　　1959年冬，因“五风”影响，农村经济渐趋困难。为开辟农村财源，县委第一书记孟昭鹤倡议再试烤烟生产，得到县委同意，并作出相应决定。同时，省、地也再次定桂阳为烤烟生产试点县。于是，县委成立以副书记杨建松为首的烤烟生产指挥部，派37名干部到流峰、樟市两个公社搞试验。1960年春，指挥部从河南请来4名烤烟技术员作指导，省、县两级财政拨款45.1万元支持试验。这一年，全县试种烤烟6557亩，亩产干烟叶59.63公斤，总产391吨，每百公斤收购价120.6元，总产值47.16万元，效益优于粮食生产，农民开始尝到烤烟经济的甜头。

　　1961—1964年，农村粮食吃紧，农民增粮心切，烤烟生产起伏波动，没有大的发展，但每年的烤烟面积均超过晒烟。1965年，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在桂阳搞“社教”，蹲点樟市　公社，他指导当地干群大规模开荒扩种烤烟，这年全县种烟面积增加到1.33万亩，产量1270吨，产量占全省总产的三分之一。此后，烤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进入70年代后晒烟基本上被取代，除山区有少量自产自销外，大部分乡村不再种晒烟。

　　第三部分

　　1973年冬，省革委定桂阳为湘南开发重点县和烤烟生产基地县，拨款支持购买拖拉机21台，两年垦荒3.1万亩，其中1.9万亩种上烤烟。县成立烤烟生产管理局(1979年并入农业局。)从此，桂阳烤烟生产进入基地建设阶段，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1974年，全县33个社镇中，有28个社镇种烤烟，面积6.14万亩，产量5022吨，成为全国十个烤烟基地县之一，并名列前茅。

　　1974年至1981年，县内大兴水利建设，采取“开膛破肚”的方法改良中低产田，大力推广种植杂交稻，从而促进了粮食增产，缓和了粮烟争地矛盾，为推动烤烟生产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水利、土壤、农业和社会环境。但是，“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和粮烟争地的矛盾仍然严重障碍着烤烟生产的发展。1975年，烤烟已经移栽大田，一位县委领导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回来后，以全县粮食未过《纲要》(即粮食亩产未过400公斤)为由，强力要求农民拔掉烤烟改种红薯。不久，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了解这一情况后批示：“还我烤烟”。当时中央领导华国锋也指示：“要关心桂阳烤烟的发展”。于是，县社干部又动员农民拔掉红薯栽烤烟，然已错过季节，产量质量大幅下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桂阳人民首创的烟稻连作制，即烟叶收割后，在烟田里再种植一季水稻。早在1963年，县委副书记杨建松就在樟市大队作过烟稻连作试验。1974年，樟市公社高塘大队又在64亩冷浸深泥田试种烤烟，其中30亩连作晚稻。两次试验虽未完全成功，但积累了不少经验。1975年，县烤烟生产管理局刘城燎、唐隶华在太和公社沙坪大队上中辅生产队11.15亩冷浸矿毒田继续试验，平均亩产烟叶104公斤，稻谷424.5公斤，经济效益比种双季稻明显提高。随后，烟稻连作制在全县普遍推广。

　　1980年，新华社记者孟凡夏在《内参》发表文章写道：“桂阳人民创造性地利用这种田(冷浸矿毒田)搞烟稻连作，获得(粮烟)双丰收。湖南省有关部门正在将这一经验向全省推广。”中央领导和省领导先后就此文作了批示，于是烟稻连作制在全省乃至全国逐步推开。这是桂阳烟草人为发展烤烟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烟稻连作制推广，1982年全县烤烟面积猛增至13.57万亩，烟叶产量16889吨，分别比上年增长65.69%和53.62%。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的范围和影响逐渐减少，市场调节的作用日益加大，农民追逐高效益，手脚也就愈益放开。1986年，烤烟面积猛增至20.97万亩，总产达到25957吨。烤烟经济的优势日益显现。1988年，烤烟总产值15045万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6.91%；烟叶税收2997.3万元，占当年县财政总收入的71.23%，名列全省第一、全国前茅。故桂阳有“烤烟经济”、“烤烟财政”之说。

　　从八十年代初起，桂阳烤烟的烟叶质量显著提高。1981年，桂阳送“中三”等级的样品烟叶到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化验，其化学成分含量为：烟碱2.19%，总氮1.84%，蛋白质9.10%，总糖/烟碱6.24，施木克值1.50，灰分12.74%，钾1.50%，氯0.12%，钾/氯12.5。即使按现在的要求来衡量，其中大多数指标都符合优质烟叶的要求。尤其是烟碱含量，当年化验的五个样品，平均值为2.23%，很适宜。

　　1982年开始“优质适产模式栽培”试验，1989年进行优质烤烟开发，营养钵育苗、二段育苗、高垅单行栽植、配方施肥、适熟摘叶、桂一型和桂二型烤房等等，普遍得到推广。1986年全国烟草会议(南宁)吸评，桂阳烤烟质量居第二位。瑞士高级农艺师高哲称赞：“桂阳烤烟生产达到国际水平。”1990年6月18日，美国高级科学家帕特里克·C·肯尼迪博士来县考察后写下这样一段留言：“此行我到湖南　省桂阳县考察，看到了烤烟的典范。这里的烟如此出色，我敢说，任何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美国烤烟主产区)的烟叶种植者，如果有这样好的烟叶，都会引以自豪。

　　但是，八十年代后半期，一是盲目追求高产，二是受沿海烟民嗜吸高尼古丁卷烟的影响，因而采取高肥稀植等措施，烟叶产量虽有提高，质量则大幅度下降，烟碱含量最高达6%以上，直到近年才得以扭转。

　　进入九O年代后，烤烟生产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磨合期”，又是烟草专卖小环境与其他商品市场化大环境的协调期，因而各种矛盾交相出现，收购价格不稳定，业内“蛀虫”与社会上的非法烟贩趁虚而入，“烤烟大战”频发，烟叶市场混乱，烤烟生产几度大起大落。外地不少烤烟产区无力适应这么剧烈的震荡，种烟面积、烟叶产量大减，有的甚至停产。而桂阳不愧为烟叶产业中的“不倒翁”，虽有起伏，但大局仍然稳定，既控得住，也稳得住。1992年，种烟23.84万亩，收购3.2万吨，1996年种烟26.43万亩，收购3.05万吨，均在当年销完，居全省第一。这时，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对烟叶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信息掌握不准，缺乏应对措施，因而全县出现发展过热的现象。1997年种烟32.62万亩，收购97万担，当年只销售39万担，连续压库5年，亏损2亿余元，成为后几年的包袱。

　　第四部分

　　吃一堑长一智，桂阳烟草人的市场观念、质量观念、科技观念逐渐成熟。县委、县政府和烟草部门逐步确立了“市场导向，计划种植；调整布局，优化结构；科技兴烟，主攻质量；强化管理，增加效益”的工作思路。近十年之间，从县级到乡镇、从干部到烟农，在观念上经历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指导思想由重收购、轻生产转变到生产收购并重、以生产为基础；二是产业发展由数量效益型转变到质量效益型；三是经营方式由粗放型掠夺式经营转变到可持续和谐发展。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全县烤烟生产很快由滑坡转向恢复，由恢复走向发展，取得了再次创业的新辉煌，调整之初设想的“以退为进，先退后进”的目标得以实现。

　　2000年，桂阳纳入国家烟草局安排的国际型优质烤烟开发试点县，当年开发面积6000亩，评为全国二档，此后年年评为一档，生产水平一年一个新台阶。2001年开发3万亩，全面成功。2002年开发8万亩，优质烟叶开发由试验阶段进入批量生产阶段。2003年开发11.2万亩，烟叶面向大市场，集中向10余个大型烟厂供货。2004年合同种烟17.2万亩，优烟开发14.2万亩，步向厂县联办基地的轨道，当年就有上海、红塔、长沙、南京、芜湖、广州、合淝、新郑等卷烟企业来到桂阳联办基地。这一年，收购烟叶50万担，当年10月中旬全部销完，实现烟税14000万元(其中农特税6875.31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仅公司收购烟叶的资金就比上年增加1.3亿元，平均每户烟农增加收入2824元。国家烟草局设置的烤烟标准化生产示范县、优质烤烟科技示范县、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县均落户桂阳。2005年合同种烟20万亩，计划收购52万担，规模为全省之冠，列全国前茅，国内12个大型烟厂来到桂阳联办基地，生产收购实现基地化，基地调拨率达95%以上。

　　再创辉煌，来之不易。县烟草部门遵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烟草部门的指示精神，在烤烟生的组织管理上采取了四项重大的改革：

　　(一)改革投入机制，实行“3+1”投入制。过去烤烟生产基本上就是烟农自己投入，烟草公司虽然每年投入几百万元，但多数是为数量效益型服务的扶贫性投入，如肥料贴价、贷款贴息等。2001年开始改革，每亩优烟开发，烟农自投180元(不含烘烤费用)，县财政投入50元，县烟草公司投入100元，合计每亩330元(2005年烟农每亩投入增加到200元，公司增加到120元，加上财政50元，每亩合计370元.2006年进行投入模式改革，实行产前承诺，产后兑现，烟农于产前一次性投入420元，烟草公司于收购烟叶时用价外补贴模式补给烟农)。同时，在桂阳办基地的烟厂也有适当投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形成了烟农、公司、财政加烟厂即“3+1”的投入机制。与此同时，烟草公司每年聘请农民技术员付出工资1000万元左右，烟水烟路配套建设、烤房建设、基层烟草站建设2005年达3000余万元。

　　(二)改革服务体制，实行项目长负责制。每3000亩为一个项目区，设一个项目长。每150亩派一个技术员，全县每年约派出1100人(其中多数是聘请的农民技术员)。技术员全部进村入户，同解放初期的土改工作队一样与农民“三同”，对烤烟生产实行全程全面服务。

　　(三)改革技术人员工资制度，实行全额绩效挂勾制。

　　基层烟草站职工过去都是“铁饭碗”，下半年搞收购，上半年只领工资不做事，“半年辛苦半年闲”。现在一律甩掉“铁饭碗”，按每人承包面积的产量、质量和收购量计算报酬。这一改革不仅促进了科技兴烟，而且有效地推动了职工素质的提高，同时还密切了企农关系。实践三年，职工工资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

　　(四)改革农用物资供应机制，实行“套餐配供”制。过去农民种烟的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都是千家万户按传统技术的需要各自购买，与优烟开发《技术方案》规定的品类、数量、结构常常差异很大，导致《技术方案》无法落实到位。这是过去烟叶内在化学成分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所在。现在，所需农用物资全部由烟草公司统一采购调运，按合同面积和《技术方案》套餐配供到户，这就为全面落实先进生产技术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项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各种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全县烤烟生产全面实现良种化，当家品种为K326和云烟87；全面实行集约化育苗，其中漂浮育苗占80%，余为大棚加托盘两段育苗；全面实行地膜覆盖栽培，全县烟区二三月一片银海，四五月一片绿海，六七月一片金海；全面实行平衡施肥，施肥总量、施肥结构、用肥品类、施肥方法和时间实现与优质烟叶的需肥规律平衡；全面实行成熟采收，采生采青现象基本杜绝；全面实行病虫综合防治，并在部分地方推行性诱剂、频振灯等高科技诱蛾杀虫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建造优质烤烟房—热交换器加热风循环烤烟房，各乡镇还建造了一批10-40栋的烤房群；全面推广“四段式”烘烤技术，有效地减少了烤青烤杂现象；全面推广规范化的分级扎把技术，有效地提高了烟叶的等级纯度；全面推行封闭验级、微机管理、电视监控、上户预检、套袋封签、约时定点、批量交售的封闭收购方式(1998年开始实行，后在全省全国推广)，有效地提高了烟叶收购质量。上述种种技术的推广，对提高桂阳烟叶的市场声誉和竞争力，对桂阳烤烟基地的巩固和发展，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还有一件值　得特别一提的事情，就是专卖市场管理的问题。这时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专卖体制还不完善，社会上的非法烟贩与业内“蛀虫”相互勾结，抢购烟叶,牟取暴利。烟叶属高利润、高税率商品，对非法商人和地方保护主义者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所以抢购的势头异常凶猛，时人称之为“烤烟大战”。桂阳是产烟大县，烟叶多，周边各县各省的非法烟贩辐辏于此，成为“烤烟大战”的主战场，当时省烟草专卖局一位领导形容是“八国联军进攻桂阳”。每年新烟上市时，烟贩白天进村入户“倒楼收购”(将烟农的整楼烟叶不分等级全部估价收购)，晚上偷运出境。为对抗专卖执法人员的稽查，他们常常十几车烟甚至几十车烟群集上路，组成车队，前有小车或摩托开路，后有装着许多斗士的大卡车作后卫，中间每台车上还有几个人守卫。这些人持有猎枪、铁棍、石灰瓶、炸药等武器。他们手机联络，前呼后应，遇到执法人员拦截查询，便群起反击，武力对抗。在没有遇到执法人员拦截时则高速行驶，闯关夺卡，拼命越境，因而车祸屡屡发生，仅九十年代就死亡30余人。1996年9月发生的洋市事件，震惊省内外，洋市镇镇政府、派出所、计生站均被抢砸烧毁。

　　桂阳党政领导及相关部门对烟草专卖非常重视，每年组织上百人的专卖执法队伍，开展法律宣传和市场稽查活动。在稽查工作中，疏、堵并举，以疏为主；县、乡并举，以乡为主；前期(秋后算账)、后期(枪打出头鸟)并举，以前期为主；查人、查车并举，以查人为主。到2005年前后，烟叶外流现象已大幅度减少。

　　从2003年起，县委、县政府和县烟草公司贯彻实施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指示精神，在狠抓当年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基本烟田规划与保护，烟水烟路配套建设，土壤改良，烤房改造，基层烟草站基础设施建设，县政府还颁布了《关于基本烟田规划与保护的决定》。这些措施，既利于当前生产，又为烤烟基地的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桂阳烤烟生产的前景必将更加辉煌，必将为“三农”和县域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